找日本人算账,总得心里有数。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,中国到底有多少国家级的博物馆、图书馆遭到洗劫,有多少私人藏品惨遭破坏?多年战乱,谁也说不清。
于是,由18名专家组成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(简称“清损会”)随即在重庆成立,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,著名学者马衡、梁思成、李济任副主任委员。王世襄经梁思成和马衡引荐,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,负责清查、接收平津地区被劫的文物。
根据“清损会”历时一年的统计,战时中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,查明有据的,计有书籍、字画、碑帖、古物、仪器、标本、地图、艺术品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,古迹741处。仅北平市,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,古物2800多件,碑帖21万多件。
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“北京人”和“山顶洞人”化石;宝鸡斗鸡台文物被盗三百多件;日伪从故宫博物院、河南博物馆运走铜缸、铜炮、铜灯亭;中央图书馆、北平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珍本;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北平和南京两批珍贵文物被劫等等。
尽管这个统计数字十分庞大,其实只是冰山一角,因为大部分私人藏品并未计算在内。
为了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,具体负责索赔工作的故宫古物科科长王世襄,参编了《中国在日的重要文物目录》,从《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》及《泉屋清赏》、《爽籁馆藏画》等书中辑录被劫文物的下落,注明了的名称、尺寸、藏者、材料来源。
然而,麦克阿瑟对中国的索赔要求却置之不理。他要求“清损会”证明索要的文物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,还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、制作年代、形状、尺寸、重量,最好附有照片;
对被劫夺文物要列出原有人、原在何处、何时被劫夺等;如被日军劫夺,要说出番号等。只有完全达到这些要求,才算材料完整,最高统帅部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。
国内能提供的文件,可以说没有一份能够得上“完整”的。多年兵荒马乱,在国破家亡之际,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“完整材料”啊?
至于要求写明日军番号,更是不可能的事,因为军队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。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条款如此苛刻,摆明了就是想刁难“清损会”的索赔。
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,还是将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运回故宫御花园绛雪轩。值得一提的是,就这点文物日本还是以“捐献”的名义移交,而不是正式归还。
近两年来,“清损会”在日本追偿文物的工作是处处碰壁,寸步难行。万般无奈之下,他们甚至向贺鸣那时的非法资金调查局求援。“影子内阁”成员经过一番考虑,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,先把非法资金挖出来再说。
这并不意味着老狐狸们放弃了文物,事实上直到今天,琉日友好协会还在马丁上校的配合下,对中国和朝鲜被掠夺的文物进行着秘密调查。
与南京政府那十几号人的“清损会”相比,琉日友好协会的调查队伍,要专业的多、庞大的多。
从最高统帅部的秘密档案中发现,南京成为废墟时,中国珍贵藏书、文件还被日军严密保护。
后来,曾有1000多名日本专家去南京,为日本皇家图书馆优先挑选最珍贵的物品,甚至连日本天皇都亲自过目最珍贵物品的目录。
选中的物品都被一一编号和打包,用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,然后装船。这些书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、东方文化研究所、东亚经济研究所、东亚地方病研究所、大东亚图书馆等地。
友好协会文物委员会现在可以确认,日本至少有17处地方存放那些战时抢来的书籍。其中有日本皇宫、皇室内宫、靖国神社、东京科学博物馆、东京美术学院、早稻田大学、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。
并得出了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。仅归还了大约16万册,不足6%的结论。
想到这些,李老板重重的点了下头,凝重的说道:“这些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,将来总有一天,研究中国国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了。”
“老板,麦克阿瑟一走,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?”
“朱明,你想的太简单了。”李老板走到窗边,看着亨利大学院里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,说道:“最高统帅部是美国陆军的天下,哈里斯将军能不能站稳脚跟都是一个问题。再说美国对日政策已经确定,哈里斯将军上任后也只能萧规曹随。想一举索回我们的文物,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啊。”
朱明急了,顿时痛心疾首的说道:“老板,这件事不能再拖了。”
李老板沉思了片刻后,点头同意道:“是不能再拖了,但我们更不能轻举妄动。毕竟这件事很敏感,一个处理不好,就会让之前做的所有努力全部付之东流。”
“那现在该怎么办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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